时间若白驹过隙，自张国荣于二零零三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跳楼自尽之后，关于他一生传奇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关于他的死因目前尚无定论，但复旦大学心理医学科季建林和张凤铸通过综合分析认为，张国荣患抑郁症导致厌世自杀最有可能，因为其自传和自杀现场发现的一封写着“深感情绪困扰”的遗书证明了这一点[2]。
但若我们深究“情绪困扰”之根源，亦不难联想起他与同性恋人唐唐十余年的感情纠葛，从早期向外界隐瞒他们的关系并双双移民加拿大，到一九九七年后迫于外界和媒体公开关系，前后二十年时间里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回想“张国荣事件”发生的二零零三年4月，小报趋之若鹜借此话题纷纷炒作，当许多人仅仅以“好奇”或者“窥探”的心理去探究这位一代巨星的感情是非时，与事件同日的４月１号生效的阿根廷公民联姻法首次承认了同性结合的正当性，韩国人权委员会于４月７日提出了一项旨在保护同性恋者合法权益的决议，美国高等法院听证同性恋性行为诉讼案已进行了两周有余，而在北欧尼德兰，允许同性结婚的法案已颁布了数年之久。试想，假如中国两岸三地有类似的立法，张国荣还会选择死亡吗？答案虽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要承受的压力会大大减少，感情状态也会更加稳定，灾难也许就可以避免。
虽然该事件仅仅逝去5年时间，全球许多国家在同性恋保护和同性伴侣关系认可方面已取得了诸多进展。如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8个，他们分别为荷兰、比利时、加拿大、西班牙、南非、挪威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虽然同性婚姻法案在这些国家或单行立法或与异性恋婚姻统一立法形式不一，且各国相关法案赋予同性伴侣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完全等同，但它们在法律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上是一致的，比如：达到法定年龄的同性伴侣可选择自由结婚；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同等适用一夫一妻和禁止重婚制度；同性或异性伴侣同等适用互尽尊重、帮助及协养责任之原则；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在税收、财产、收养和继承等方面权利和义务基本等同。
除了同性婚姻之外，念于传统反对派的压力，各国政府纷纷寻求中间路线，试图创建一种新的法律制度以平衡各方的呼声。1989年丹麦通过颁布“6月7日法案”首创了“注册伙伴关系”形式，虽然经由行政注册的同性伴侣并非传统婚姻意义上的夫妇，但他们享受和普通异性婚姻基本等同的权利。这一中立性的法律独创技术迅速传播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注册伙伴关系在各国法律中名称不同，但在性质和形式上是大致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