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理性产生于科学家求解问题的过程。对特定问题，寻找与设计特定适用的过程并实施之。在此一过程的中间或过程的结论处，几乎总是发生新的问题，于是科学沿着这些分叉继续发展，分支越多，分工越细，分析越精，知识与意义的分离越甚。科学在取消了上帝的权威之后，代之以各个知识领域里专家的权威。但上帝的权威为我们提供意义，而专家的权威只能为我们提供知识。

　　哈贝玛斯的文集<后形而上学之思考>前半部分的核心论题之一便是“知识与意义分离”。这本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样两篇文章：（1）前半部分的论题——“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主题（themes in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以及后半部分的论题——（2）“由社会化达到个人化：论米德的主体性理论（individuation through socialization： on Mead‘s theory of subjectivity）”。这两篇论文，前者是对后康德时代哲学思考的主要流派的回顾与评价，这一回顾的主线是（我个人的理解）：哲学作为向人类提供整体意义的论说，为回应科学（客体化的）过程理性的全面颠覆而不得不转而强调’主体性‘理论。主体性经过黑格尔的完备化形态，终于导致哲学对’主体性‘与’客体性‘这一’正题-反题‘辩证过程的综合——语言学转向。但是以往的语言哲学及语义学，要么受到以往形而上学的影响而陷于笛卡儿式的’唯我主义‘，要么受到科学理性的影响而将语言现象’客体化‘。而从哈贝玛斯关于’交往行为‘的哲学出发——回顾与评价的主线现在转入上述第二篇论文里面了，哈贝玛斯曾经从学于行为派社会学理论大师米德（Georege Herbert Mead）并受其影响颇深——康德以后形而上学的回顾与评价很自然地把读者引导到这样一个结论：把主体之间的’交往‘（communication，包括’对话‘）看做’主体性‘形成的前提，主体通过社会交往而认识自身。让我援引我自己文章里翻译米德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主体形成‘过程：“意义产生于个体在把自己置于他人位置上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眼中所看事物时的体验，意义就是那些可以昭示于他人同时就昭示于昭示者自己的东西”（“游戏，意义，知识结构”，<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

　　哈贝玛斯正是从米德那里找到了他的‘后形而上学综合’，把‘A=A’这一关系当中的‘=’（通过‘交往’而建立的‘同一’）当做最核心的东西，而不是如以往的形而上学那样，从主体性‘A’出发来解释世界。读者不妨参照一下海德格尔在<同一与差异（Identity and Diference）>里对这个‘同一性公式’的论述。对海氏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言：“<同一与差异>是<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海氏在这本演讲录里把‘同一性’问题回溯到巴门尼德的“思与存在同一”并且从‘一’（神）生发出‘多’（诸存在者）的立场。不仅如此，海氏认定‘逻各斯（logos）’原初形态是‘en’（onto），即存在（作为‘一’，作为‘整全’，作为‘理念’的存在），从而赫拉克立特的永恒的活火‘逻各斯’，沦为柏拉图的‘存在论-神学-逻辑（onto-theo-logic）’。于是，‘A=A’里面的‘=’，固然如海氏所论，是全部关系的核心，这一符号却代表了‘神’的‘第一推动’。注意，海氏在演讲的结尾处说：“故而，[思的]回溯仍未完成，……[我在这里提供的]这些反思只是揭示了它们本身，却全不足以应付下面这个完全不同的困难，而这一困难是[思的]回溯必须克服的。这困难就在我们的语言里面。我们西方语言是形而上学思考的语言，……于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西方语言的实质是否已经永久地打上了‘存在论-神学-逻辑’的烙印？亦或这些语言可能提供另外的叙事方式？”哈贝玛斯批评海德格尔说：海氏将‘语言学转向’带进了神秘主义的死胡同。身为当代‘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哈贝玛斯当然不能同意海德格尔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无可言说之‘大道’（参见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对哈贝玛斯来说，拯救后形而上学之思的途径在于把‘语言学转向’引导到‘交往理性’的方向上去。‘A=A’里面的‘=’不再具有任何神学意义，而仅仅具有社会交往的意义。